一部陶瓷史几乎可以说是由一连串标准器组成的。假如离开了那些有准确年代、窑口的标本，世上所有古陶瓷遗存都将变成一团迷雾，它们的历史内涵、文化价值都因此大打折扣，人们就无法分清哪些是宋瓷、哪些是元瓷，哪些是耀州窑、哪些是磁州窑，大家只能凭书本上的抽象记载胡乱猜测。

    标准器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类是器身本身有确切纪年款的，这类古陶瓷由于偶然的原因被当时的窑工或买主在烧成前后随手刻、写上所属年代，甚至窑属的文字，如“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潮州水东中窑……煦宁二年……”等铭文。当然，这类标本如果出处不明，本身还有个与另一类有确切窑属和年代的同类器互相印证的问题，否则会有赝品之嫌。不过这种所谓的印证一般并非真的要经历如何复杂的程序，通常专家只要通过简单的目测就可确定该器的真伪，只要不是后世臆造，就可确定它的标准器身份。另一类是窑址所得，这类标本主要具有窑属的标示作用，如果所出地层的绝对年代可靠，自然也可以作为一类遗存的年代坐标。第三类出自有准确纪年伴出物(如买地券、墓碑等)的墓葬或窖藏，但是将这类出土品作标准器的时候，首先必须搞清楚它们究竟是否入藏当年的产品，否则只能作为同类器物的年代下限参考。事实上后代的墓葬中经常出现前代的产品，比如明墓中经常发现元瓷，清墓中则有明瓷，你不能拿这些出上品当作同类古瓷的年代标准器。一般来说，如果墓葬中出土的古瓷是冥器，那么，它们就极有可能是入葬当年或早一二年的产品，因为这类冥器一般都是人死之后采购或定制的，不太可能早于人葬时间太远。但如是生活用器、玩器、陈设器一类，就要仔细推敲了，因为它们很可能是墓主生前的旧物。比如江苏金坛曾出土一元青花龙纹大罐，罐内伴出的一件银器上有“至元二年”铭文，你不能就此说这只罐子就是至元二年(1336)的产品，因为那件银器基本可以确定是物主生前的旧物。

    不过辨证地说，标准器如果离开对照物，自己也会变得毫无意义，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如果此标准器找不到类似的同类器物，成一世间孤品，那么它就失去坐标的价值；二是只有与对照物相互印证，由对照物反证自己的身份，它的标准器价值才可确立。这除了防止赝品捣乱外，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杭州曾出土“至元丙子”年观音像，，由于元代有两个至元，在不清楚此“至元”究竟属哪个至元的情况下，专家之间产生了分歧，以至它的标准器意义大为降低。为了探清它的确切年代，别无它法，只有继续寻找同类特征的遗存，经过严格仔细的排比、推断，作一反证，一旦有了可靠的参照物，那么它作为标准器的完全价值终将得到体现。如我个人认为这件观音像(尤其是两边的善财童子)在人物造型、胎釉、上彩工艺等多方面与在景德镇出土的那只“至元四年”楼阁式谷仓上的人物有许多相近之处，它们应是同一窑场相近年代的产品，前后不可能相差六十年，而这件“至元四年”楼阁谷仓应该是后至元的产物，因为前至元四年时，景德镇应该还姓“赵”，不可能在产品上落“大元”这样的字款，那么观音像应当也属后至元(此外还有一条更直接的线索：与观音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只枢府釉云雁纹盘，而根据至今为止所能得到的资料，枢府瓷是元代中后期的产物，那只枢府盘不可能属前至元。所以，与它一起的观音像也不可能属前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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