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6-07-26 10:12　　　来源：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认为不仅军队要这样，而且其它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他说：“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农民经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文革时期著名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的由来，王震在国家劳动总局召开的工矿企业办农副业座谈会上讲话时谈到：“……十几年前，我在动了第3次手术之后，见了毛主席。他说，你别跑边疆那些农场去了，到大城市周围去看看，还可看看军队的生产。我就跑了一些地方，到了广州军区。随同的有个后勤部副部长，还有两个年轻人，帮我写了一个报告。说这个机关、事业、军队搞副食生产有什么好处，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后来这个报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很好。就作了批示。这就是五.七指示的由来。”
　　《五.七指示》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所要建立的带有“左”的空想色彩的理想社会形式。这个批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机关干部和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送去劳动改造。农场定名“五.七干校”。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加的编者按语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同时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数十万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送往那里，“滾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这种“干校”普遍选址在偏远、贫穷地区。去干校的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的教师拖家带口（有的人把未成年的孩子托给老家或城里的亲朋好友代管）。在那里，他们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被按解放军一样要求，编入×连×排×班（叫做学解放军）。出工、收工的路上要列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早请示，晚汇报”。老人、妇女去从事他们力不能及的沉重的劳动，如打井、挑粪、盖房。教授、学者去种水稻，养猪，喂马，做饭……这叫做所谓的“重新学习”。它不仅造成了人才、物力的极大浪费，而且在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横行，群众之间派斗严重的情况下，在许多部门和单位变成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王洪文就气势汹汹地叫嚷过：“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正因为如此，在“四人帮”行将倒台时，姚文元以一种预感到不祥之兆的口气跟人说，亏我身体还好，挤挤公共汽车，去五七干校劳动都还行。可见，这伙人口头上宣传“五七”干校是为了“革命化”，实际上从心里把它看成是“变相劳改”的地方。
　　这种以歧视知识分子，片面夸大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轻视脑力劳动者的“左”倾错误观点为指导而办的“五七”干校，助长了“知识无用”论，损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误国误民，因而遭到普遍地抵制和越来越强烈地反对。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各地这类干校陆续撤销。
　　文化大革命中制作的像章中，宣传“五.七”指示内容的必然应运而生。这类像章有三大类，一类是宣传“五.七指示”是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听毛主席的话，坚定不移地走“五七”道路，比如“五七指示万岁”；一类是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周年；一类是宣传“五.七”干校，反映干部下放劳动的必要性、重要性、革命性。本网站《像章博物馆》收录了部分这类题材的像章。检索办法：在“行业”栏目选择“五七干校”，可看到全部各地“五七干校”制作的像章，在“专题”栏目选择“批示、指示”栏目，可查到与“五七指示”相关的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