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06-09-29 09:16　　　来源：

　　再从结构、写作方法、行文中的用语和写作时的时态上来分析，也能够判断一些王书中的内容可能来自曾书。
　　从结构上来说，王祯在《农器图谱》中以“田制门”为篇首，其曰：
　　农器图谱首以田制命篇者，何也？盖器非田不作，田非器不成。周礼人、凡治野、以土宜教民稼穑，而后以时器劝民，命篇之义，遵所自也。
　　然而，在接下“耒耜门”中，我们又读到这样的序言：
　　昔神农作耒耜以教天下，后世因之；佃作之器虽多，皆以耒耜为始。然耕种有水陆之分，而器用无古今之间，所以较彼此之殊效，参新旧以兼行，使粒食之民，生生永赖。仍以苏文忠公所赋秧马系之，又为农器谱之始。所有篇中名数，先后秩序，一一用陈于左。
　　前面既言“首以田制命篇”，后面又说以耒耜“为农器谱之始”，前后矛盾，唯一可以解释的是，王祯在收录曾氏《农器谱》的有关内容时，没有对有关的内容作适当的处理，因为曾氏的《农器谱》正是以耒耜“为农器谱之始”。这也正好说明，耒耜门等的内容是曾氏旧作。
　　从写作方法来看，首先，《农器谱》系采用古今对比的方式来写作的，用周必大的话来说，即“考之经传，参合今制”。在叙述时，先条列经传中的论述，再把当时的实际情况与之对照。这种方法也是《禾谱》的方法，从现存《禾谱》佚文来看，《禾谱》在介绍某一事物之前，先是引经据典，接着才是注明当时江南（曾氏所在的西昌泰和在宋代属江南西道）事实，如对于“谷”的解释，就先引述了《尚书》、《周礼》和《孟子》等经典，接着说：“今江南呼稻之有稃者曰稻谷，黍之有稃者曰黍谷。”曾之谨为曾安止的侄孙，《农器谱》是《禾谱》的姊妹篇，它们在写作方法是应是一脉相承的；周必大所言曾之谨有关杷的内容也可证明这一点。如果前面王祯《农器图谱》中有关杷的内容系沿用曾之谨《农器谱》这种猜测不错的话，王祯《农器图谱》中其他与之相类似的写法，也可能是源自曾氏《农器谱》。因为这正是曾氏的写法。
　　其次，《农器图谱》在写法上采用了先事后诗的方法，每一种农器都附有一首可或若干首诗，以前这些诗往往被人们看作是王祯的创作，甚至有人认为王祯“诗学胜于农学”（徐光启语，《农政全书》卷5）。实际上，《农器图谱》中的诗正是秉承了前人的一贯做法，且大都可能出自前人之手。何以见得？一则是先事后诗，是宋人的一种写作方法，宋人陈景沂的《全芳备祖》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二则是《农器谱》的出笼就与这种写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农器谱》系补《禾谱》之缺而作，苏轼在“秧马歌”中述之甚详。苏轼在写秧马歌时，除了引述经典之外，还陈述自己见到的事实，并器物的结构和原理，还附上一首诗歌。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曾之谨补写了《农器谱》一书，写法上自然也受到了苏轼写作秧马的影响。“薅鼓”一节就非常明显。王祯《农器图谱》中的农器大多也是采用这种写法，而这种写法最初便是源于《禾谱》，源于东坡为《禾谱》所题，并附于《禾谱》之末的“秧马歌”。明末徐光启曾经批评王祯的诗学胜于农学，殊不知王祯的诗学是对宋人的仿效。如果硬要将王祯诗和宋人诗作比较，则会发现王祯所写作的一些项目，如田制，所附的诗，篇幅较长，有时甚至长过正文。这也许就是王祯被讥讽为“诗学胜于农学”的原因。
　　真正能将《农器谱》和《农器图谱》并不是写法，而是其中的某些用语。从用语来看，曾氏为江西人，在湖南做官，两地方言都称稻为“禾”，“禾谱”，实即“稻谱”。犹如北方人称粟为谷一般，北方农书中的“种谷”，实即种粟。现存《禾谱》佚文中提到一品种稻品种“黄穋禾”，而同一品种在王祯《农器图谱》新添的“田制门”中则称为“黄穋稻”；“钱镈门”中的耘荡、薅马，以及“蓑笠门”中的臂篝，“蓧蒉门”中的筛谷拐、掼稻箪等是几种典型的稻田中耕农器，但书中在介绍这两种农具时，都以“禾”字表示“稻”字，因此，它们可能都是原曾氏《农器谱》的内容。倘若如此，耘荡出现的时间就不是王祯所在的元代，而是曾之谨生活的南宋。又从“铚艾门”中多用“禾”字这一事实来看，铚艾门可能基本上保留了原来曾书中的内容，且补充的地方也不多。典型的还有“杷朳门”中的“禾担”，禾担并非普通的扁担，而是一种负禾与薪的专用扁担。主要用于稻禾在收割捆绑之后，从田间挑到谷场。禾担的形制、用途和名称，至今还保留在江西吉安一带的农事和方言之中。种种迹象表明，曾氏《农器谱》中虽然没有专列“杷朳”一门，但王祯《农器图谱》“杷朳门”中的许多农器却可能系来自曾氏《农器谱》。
　　还有一点可以用来考察《农器图谱》的某些内容可能出自曾氏《农器谱》的线索是作者在写作时所流露出来的时代感。曾和王分属宋代和元代。曾氏在写作《农器谱》时，引用当代人的诗歌，因时间较近，没有时代感，因此在人前面并不加朝代，而直呼其名，且多用敬词，这就如同今人在写作时，提到古人时直乎其名，名前还加上朝代，如宋代王安石，沉括之类，而提到今人则要加上“某先生”、“某同志”、“某教授”之类，以示尊敬。如“耒耜门”中，称苏轼为“苏文忠公”，而没有加上“昔”或“宋”的字样，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农器图谱》的“耒耜门”可能有因袭《农器谱》的地方，或者说，是从原书中直接移植过来的。王祯在提到前代的史实时，往往要加上“昔”或“宋”这样的字眼，如“田制门”沙田一节提到，“昔司马温公言，今阙政，水利居其一。”又说“宋干道年间，梁俊彦请税沙田，以助军饷。既施行矣，时相叶颙奏曰……”，显而易见这两段文字系王祯新加；又如可以肯定为王祯新添的《蚕缫门》中，王祯写道，“昔梅圣俞有蚕具、茧馆诗，今不揆，续为之赋曰”。梅圣俞与王安石同时，他们之间有许多唱和之诗，可是在《蚕缫门》以外的《农器图谱》的其它“门”中，如“蓑笠门”、“蓧蒉门” 等在引用了王安石诗时，却称为“王荆公”，而不称安石或介甫，更不加上“昔”字，证明这地方《农器图谱》沿袭了《农器谱》。
　　能否肯定上述篇名相同的内容都是来自曾之谨《农器谱》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王祯在《农器图谱》中虽然保留了曾之谨《农器谱》原来的篇目，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并重新加以编排。这从书中引述了《农器谱》成书之后问世的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如，“耙”一节引了《种莳直说》一书，由于宋代公私书目中都没有《种莳直说》一书的着录，所以一般认为该书成书元初（灭金后并宋前，1234至1279），而《农器谱》则早在1201年以前即已成书。同样的情况还有“耧锄”一节，本节中除引用了《种莳直说》之外，还引用了《韩氏直说》，而《韩氏直说》也是蒙古灭金并宋之前出现的一本农书。文中用语也能反映北方农书的特点，如称禾谷类作物的为“谷”，植株为“苗”。
　　王祯《农器图谱》中的“舟车”和“灌溉”两门可能系由曾氏《农器谱》中的“车戽”发展而来，而更为可能的是“舟车门”是新添的内容，“灌溉门”才是由曾氏的《农器谱》中的“车戽”发展出来的，因为这里的车更有可能是指翻车的车，而非舟车的车。尽管如此，灌溉门中还是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王祯在“灌溉门”的引言中说，“今特多方搜摘，既述其旧以增新，复随宜以制物。”我们认为，灌溉门中的水栅、水闸、陂塘、水塘，以及浚渠、阴沟等，可能是王祯《农器图谱》新增的内容，因为他们与严格说来的灌溉工具没有关系。也许正是由于增加了这些内容，使王祯觉得以原有的“车戽”不足以概括全部的内容，因此，便改为“灌溉门”。有迹象表明，水转翻车、牛转翻车、水转高车等都是王祯新加内容。
　　如同旧篇目增加了新内容一样，新篇目中也保留了一些旧内容。如，“臿门”是王书新添的一个篇目，从其中“劐”一节引用《农桑辑要》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一些痕迹。但“臿门”中的农具，从形制到功用都与耒耜门相同，特别是其中提到的镵、鐴等，原本为江东犁的一个部件，内容也多取自唐陆龟蒙的《耒耜经》，因此，它可能是从原来曾氏《农器谱》耒耜类分出来并加以补充而成的。另外，“锋”一节提到：“《农书》云：‘无鐴而耕曰耩’。”这里所说的《农书》，不见于现存各农书，因此，也可能就是曾之谨的《农器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