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天宝博物馆藏有一具汉代画像砖棺。此砖棺出自四川新津县邓双乡崖墓。砖棺长229厘米,宽75厘米,高62厘米。该砖棺用烧制的泥质陶砖构建而成,除底砖外,棺盖和四壁用砖皆为平口卯榫砖,构建时不用粘接材料。
棺身砖分两种,即曲尺型砖和条形砖。曲尺型砖专用于砖棺四角,共16块,砖宽厚为8.8厘米,高15.5厘米。曲尺长边长55—55.5厘米,短边长19.5—20厘米。这种砖曲尺短边朝外的一面绘有画像,一种绘“龙虎戏壁”,一种绘“双凤”。从型制上看,两种图案的曲尺型砖尺寸一样,但短边一在左一在右。是为将砖组合成棺时“错缝”的需要而制作的,两种不同的画像除具有汉代流行神话内容外,在工匠组合砖棺时还能起到标志作用。
构成棺身的另一种为条形砖,长50.5—51厘米,宽、高均与曲尺型砖相同。在其中两块置于面层的砖上发现有文字,一块刻“甲”字,一块刻“弟子”二字。此棺棺身上下分四层构建。
这具砖棺的棺盖由30块弧型砖互相啮合搭接而成,这种弧型砖过去也曾发现过,但在很长时间里,因对此砖的用途没有搞清,仅据其形状称之谓“桥型砖”。棺盖砖单块长78厘米,宽7.2—7.5厘米两端各一块封口用砖稍宽一点,为8厘米。弧形两端高9厘米,中间最高处为17厘米。为使砖与砖之间能紧密连结,除两端头外,中间各砖两侧均有企口使彼此啮合。棺两端的盖砖则只向内一侧有企口。30块棺盖砖互相搭接后总长为229厘米。两端封口的盖砖上有画像,绘有伏羲、女娲、凤鸟、几何图案。
使人赞叹的是这具砖棺的结构方式,除棺盖是由“企口桥梁砖”组合而成为整体外,这具砖棺的棺身的用砖除最上和最下的那两层是一面企口外,其余的上下左右均为凹凸牝牡榫即所谓的阴阳槽。全棺未用任何粘合物,全靠企口和牝牡榫互相啮合使之成为牢固整体。通过观察这具砖棺,我们可以发现,当年的盗墓者从棺盖中间动手,亦只是造成中间的棺盖砖断裂而已,并未使棺身毁散。从此棺的结构我们可以窥见汉代工匠科学的设计和高超的营造技艺。
在中国汉代的葬具中有木棺、石棺、陶瓦棺等等,惟独砖棺极少。古文献中对于各种葬具均有过描述,但对于砖棺这种葬具的记载,则几乎是空白,至今我们尚未从古文献中寻找到有关汉代砖棺的记载。从考古发掘来看,廿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滨田耕作在中国旅顺口刁家屯发掘一古墓,定为汉墓,其椁全以砖砌成。1957年四川新都县三河镇天回山巫家坡三号崖墓出土瓦、石、砖棺14具,该墓还出土铁器错金刀,上刻隶书:“永和七年广汉工官……”发掘报告中并未对发现的砖棺有所描述,也不知道此砖棺的下落。笔者曾询问新都县博物馆领导和该馆的考古工作者,得知该馆未收藏有砖棺。当时的发掘单位四川省博物馆也没有收藏砖棺。笔者估计,在清理崖墓时,可能有零散的砖棺构件。另外在有些资料上,曾提到发现砖棺,但据我们了解,所发现的并不是完好的砖棺,而是只发现被严重扰乱后遗存的零散砖棺樟构件。据说近几年来,四川富顺、青神、射洪等县发现有砖棺椁,但均未有发掘报告。只看到射洪县出土的砖椁椁盖石质和石刻铭文。近年来绵阳、梓潼、广汉、彭山、泸州等地发现有“曲尺型砖”、“桥型砖”等砖棺的构件。这些构件上多保留有画像,内容多为几何图案、神话等题材和东汉的年号。这些发现已经引起一些专家的重视。如唐长寿先生在《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一书中就对在彭山崖墓中发现的“角型砖”、“弧型砖”作了介绍,除明确说明它们是砖棺构件外,还对彭山崖墓中这些构件上所附着的汉画做了较详尽的介绍。以上这些都证明,使用砖棺这种葬具并非是偶然或孤立的,证明这种葬具曾在一定区域内流行过。
四川天宝博物馆收藏的这具砖棺,是一具十分完整的砖棺,因此具有很高的历史、学术研究价值。截止到现在我们尚未见到有其它的完整砖棺出土,各地陆续发现的砖棺构件并不多,这或许可以说明这种葬具的使用并不普遍。或者说这种葬制的流行时间很短,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据我们推测有以下可能:
1、这种砖棺比较木、石、陶棺等天然或易得材料制成的葬具来说造价要高昂,属“奢侈品”。因而有能力或财力使用砖椁者相对要少得多。从各种发掘报告可以看出,汉代陶砖主要的用途是用来营建墓室而很少用于地面建筑。
2、或与等级制度有关。这一点虽不见文献记载,但四川射洪县出土过一具砖椁,从其椁前石刻题记看图四,墓主为秩比两千石的“宕渠令”。故此,我们或可大胆推测在当时社会,砖棺是具有一定身份的官员方能使用,因等级限制造成了使用者少的现象。
3、汉代葬俗对于遗体的保存习俗是密闭,惟恐遗体速朽。以木棺为例,除用“细腰”封闭外,棺内外还层层施以布和漆。而砖棺各构件间虽然互相啮合,结构严谨,但与木、石、陶棺相比,其密封性还是要差得多。
砖棺在一段时间或许是一种“时髦”的象征,它最大的优点是由多个组件结合而成,可以很容易地将其搬运并安置到位于陡峭而难通行的崖墓内,这一点是其它任何葬具所无法与之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