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中国文物报》，当阅读到文先国先生撰写的《对元明青花瓷的点滴想法》一文时，才发现文先生对笔者的《触摸官窑瓷》进行了一番评论。从所附的图片上看，文先生也是圈内之人，文博知识很渊博，对青花瓷的鉴定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鄙人所处的地区是西夏王国的腹地，相对而言其他文物也较少，为此，故笔者也多以研究西夏文物为主，其他文物自然知道的也很少，当然触摸明清官窑瓷就更少。但在考察西夏遗址时，偶尔也会发现一些其它遗址中所出的文物。

    文先生对笔者考察明代遗址发现的“大明成化年”制青花菊纹瓷片，断定为“不是官窑的瓷片，而是一般的清前期景德镇民窑瓷片”之结论。还云：“江西各地出土甚多。清代景德镇民窑，写正德、成化制的器物特别多，从康熙到乾隆的清代早中期，伪托前朝款在民窑中蔚然成风，江西农村村落遗址及河道捞沙船都常有类似瓷片出土水，我见到的很多，十分普通，别说瓷片，即使是完整器，也是很普通的器物”。倒勾得笔者垂涎，想珍藏几件这样非常精美的完整瓷器。

    清朝的“伪托前朝款在民窑中蔚然成风”，此句笔者以为，好像是指清早期仿宋元款的瓷器或清晚期仿清早期款的瓷器，而清早期伪托明朝款的瓷器则很少，原因在于：刚刚建立的清王朝，“复明”的运动还遗留着不少，况且清前期还平定了很多次“复明”的“叛乱”，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清王朝好像很难容忍明朝所有帝号在任何新的地方或新的器物上的重新出现，甚至还将一些存世旧物上写有“大明”帝号的旧物也除去，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试想景德镇哪处民窑窑主，哪个工匠还有胆量敢冒如此风险呢，而伪托明朝官款的瓷器，怎能还“蔚然成风”呢﹖

    遗憾的是，文先生提到了景德镇这类瓷片俯拾皆是，但没有提供出这类官、民窑及伪托瓷片的照片，只提供了进贤李渡元代遗址出土物的照片，让读者对比观看。而笔者所考察的是明代遗址不论是从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从年代上都与进贤元代遗址，相差甚远，加之又没提供这类官、民窑及伪托款青花瓷片的胎质、纹饰、造形等特征的资料，让读者何以对比观看识别呢﹖

    文先生提到笔者提供的瓷片是清代早期的，据《简明陶瓷词典》，这一时期青花瓷器则盛行堂款，如：一善堂、三元堂、大树堂、巨德堂、师古堂、奇玉堂等等，有幸的是笔者在考察清代遗址时，曾捡到不少清代的堂款瓷片，如图１，就是这一时期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堂款的青花瓷瓷器。在碗的圈足内写有二行“奇石宝鼎之珍”的堂款，这件瓷片的胎质、纹饰见图２，

    以及所用的青花颜料，制做方式与笔者提供的“大明成化年制”款有着天壤之别，也足可说明笔者提供的“大明成化年”款的瓷片是明代的无可厚非。

    文先生在文中提到“看古瓷款识，随便拿鉴定家的话去套，没有用”。而笔者认为则有不妥，原因是我国是著名的陶瓷之国，瓷器的制造业历史悠久，瓷器文化源远流长，青花瓷的制作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况且我国瓷器的制造业在当时又缺乏详细的记载，即是有记载也只是片言只语，就连瓷器记载中的古文字也有着不同的解释，何况现今对古瓷的认识与鉴定就更难了，而吾辈对古瓷的鉴定与认识都是建立在前辈考古鉴定家之上的，哪有无师自通的道理呢﹖怎能说用鉴定家所总结的经验有错呢﹖而且还说没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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